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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句容 ——一個“帝之祖鄉”的時代

時間:2020-12-10 15:57:06  來源:先吳文化博物館

 

 

注:本文刊于《句容歷史文化研究》

 

2020年第2期

 

縱觀建置2000多年,大明句容,一個“帝之祖鄉”的時代,一個社會興盛的時期。明朝之句容,公署齊備,書院蕃昌,應天巡撫、南京提學御史駐焉;科舉興盛,進士最多,出仕入仕者眾,二人出任首輔;社會安康,建設昌隆,始筑磚城,規制沿至現代;南道北佛,寶華中興,敕賜“護國圣化隆昌寺”,開創律宗第一名山;名宦眾多,做官為民,“白菜”精神傳為佳話,影響廣遠;京畿佳邑,留都首善,時任句容知縣茅一桂豪情放言:“應天之邑八,而擁王氣于上游,句容最重。”大明句容,帝之祖鄉,若隱若現的眷顧和善待,演繹出多少人文興盛和社會繁華。

 

“明帝祖鄉”的定論

提要:朱元璋自認句容為祖鄉。明朝皇帝、大臣、文人多有記述。雖有時移事變,但這個事實已化為句容人共同的社會記憶,在明代中期經王提出而重獲注意。經過歷代史家學者考據,“明帝祖鄉”深入人心,遂成定論。

“祖鄉”句容的皇帝,是明太祖朱元璋,其曾祖以上長眠于此。因為朱元璋,句容成了大明的“帝之祖鄉”。

李善長在奉命立于鳳陽的“明皇陵碑”中記述朱元璋的原話說:“朕幼時,皇考與朕之先世居句容縣通德鄉之朱家巷”[1],在《朱氏世德之碑》中,朱元璋自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村,通德鄉,服勤儒業……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家巷村”[2]。朱元璋確認,句容是先祖所居,祖籍所在。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帥兵渡過長江,駐扎在太平,命令徐達等率軍先攻取句容。待到第二年攻取集慶(南京)之后,句容朱巷的宗族父老四十余人到城里與其相見,“敘長幼,行親睦之道”,這是朱元璋自其祖父離開句容之后,首次見到故鄉的親人[3]。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小明王韓林兒冊封朱元璋三代。當年閏月的十三日,朱元璋帶著小明王的冊封,到句容朱巷先祖的墓地進行了祭拜,“立石句容,上自為文,題曰《朱氏世德之碑》”。朱元璋稱帝之后,“刻石于臨濠之陵,并祭四代祖考。既得泗州圖貼,立為祖陵,則并祭德祖、懿祖。而句容碑墓俱停。”[4]洪武五年(1372年)六月,句容縣民獻同蒂生嘉瓜二,禮部尚書陶凱奏稱:“陛下臨御,同蒂之瓜產于句容。句容,陛下祖鄉也,實為禎祥。”朱元璋收下嘉瓜,親自作《嘉瓜贊》[5]。

這也許就是朱元璋與祖鄉句容最后的往來。

明成祖朱棣《御制孝陵神功圣德之碑》云:“皇考太祖圣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下孝高皇帝姓朱氏,句容大族也。”《天潢玉牒》載曰:“太祖高皇帝,先世江東句容朱家巷人。”[6]嘉靖年間,巡撫御史王上《崇本疏》,先引《天潢玉牒》,又引朱棣所作碑文,明言:“合而觀之,可見句容者,實帝之祖鄉,而朱家巷,又周之漆沮有邰類也。”王是句容人,自小就聽說朱家巷是朱元璋的老家[7]。萬歷三年(1575年),巡撫御史宋儀望在句容建都察院,勒石紀之,云:“臣嘗博考輿圖,伏見應天所屬句容為我國家肇跡之地”[8]。萬歷乙卯(1615年),焦竑《敕建寶華山護國圣化隆昌寺碑》記載太后和萬歷帝準許建造隆昌寺時云:“圣母慈圣皇太后及今上皇帝念圣祖龍興之地……”天啟元年(1621年)殺青的《涌幢小品》“朱巷”條云:“高皇系出句容。歷世墓皆在朱家巷。”[9]正是由于朱元璋及其后代、臣屬、文人的一系列回憶記述,形成了句容是洪武皇帝祖鄉的社會記憶和歷史共識。

清代纂修《明史》,謂:太祖“諱元璋,字國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10]后世史學家多依據以上史料及《明史》來考證論述。吳晗作《朱元璋傳》,言及朱元璋幼年家境貧困,盱眙縣已經沒有可以投靠的親戚,“再往上,祖籍是句容(今江蘇句容),朱家巷還有許多族人。”[11]《中國通史》明太祖傳記云:“祖籍為金陵句容(今屬南京市)朱家巷……”[12]經過諸多歷史學者的研究傳布,句容作為朱元璋的祖鄉,于史有征,廣為傳頌。

我們注意到,朱元璋、朱棣父子是了解先世居于句容的,有直接史料為證。再次提到句容是朱氏的祖居地,卻是到了嘉靖年間,還是由句容人提出來的。這期間的一百余年句容作為“帝之祖鄉”的記載付之闕如,似乎連皇帝也不知道。筆者在學習先賢著作時,發現有一個關于明成祖生母的考證,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解開這個謎?,F節錄如下:

明初名教,嫡長之分甚尊……燕王既篡,無以表示應得國之道,乃自稱己為馬皇后所生,與太子及秦晉二王為同母,時太子及秦、晉皆已故,則己為嫡長,倫序無以易之矣。……故永樂中將建文所修《太祖實錄》改修兩次,即系闌入此等文字。后修《永樂實錄》則直云:“高皇后生五子:長懿文太子標,次秦愍王樉,次晉恭王棡,次上,次周定王橚。”……《三垣筆記》中言北都破后,弘光復都南京,乃發舊太廟,碽妃神主俱在……由此始悟明北京太廟,一帝只有一后,繼后及列帝生母皆不配享,殆即成祖遷都定此制,以便抹殺生母,不留痕跡。[13]

讀此文時,筆者猶如醍醐灌頂,深以為然。朱棣不僅改寫了自己的身世,永樂朝后,歷代皇帝的宗族記憶、家族歷史觀念也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改寫了。遷都順天(北京)使得應天(南京)的往事不再被提起,并逐漸被遺忘。所以后代皇室的祭祀只知立于濠州(鳳陽)的皇陵和立于泗州(盱眙)的祖陵,而不知朱氏“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百年以后,靖難之役的當事人皆已作古,往事不再諱莫如深,南京往事逐漸浮出水面。

嘉靖帝因王的上書而派南京禮部侍郎崔銑、巡撫都御史夏邦謨、巡按御史劉良卿、提學御史馮天馭到句容實地勘察,結果如次:

“自句容縣西門出,行十一里,過二小山,地名通德鄉。有一土穴,樹根在內,原系櫟木,四枝屈曲向上,枝頭各有五指,鄉人異之,呼為龍爪。今枯朽。惟有穴西田一段,各眾稱即朱巷故址。量丈尺,得地五畝,見今民楊春為業。自巷基西行一百五丈,斜坡土脊一段,株木一顆,木下一阱,故老相傳朱皇帝家墳。量丈尺,得地三畝,遍生荊棘,并無丘垅石碑。西北古廟一所,壁畫神像并書‘句容朱安八’字樣,石香爐上刻朱鄉社二十八戶置,凡七十六字??偸且黄钠?。[14]

嘉靖皇帝見此,只好說:“既無實跡。且罷。”從此,無論是宋儀望還是焦竑,他們所聲稱的“肇跡之地”“龍興之地”都只能停留在句容百姓的口耳相傳和鄉土記憶中,而難有實物實地的證明。這也導致外地人為官句容對此未加留意,如應天巡撫朱鴻謨、句容知縣茅一桂為了便利商民而先后欲在句容疏鑿運河,得知祖陵近在咫尺后“乃竦然而止”。

筆者曾翻檢弘治、乾隆兩代所編句容縣志,亦按諸地圖,以期尋找朱家巷之所在。見郭莊鎮有村名“朱巷”,曾懷疑其為朱元璋祖籍“朱巷”,但是此朱巷距離傳統認為的通德鄉大致在石獅一帶太遠,又苦于沒有任何資料支撐,遂作罷。近來,欣見《句容歷史人物》中有專文詳述,并發現有《朱氏家乘》作支撐,言之有據成理,可備一說。姑簡述之:2014年,著者發現由郭莊朱巷遷至睢寧縣的朱氏族人所藏之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朱氏家乘》,其中記述“與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家族背景高度吻合。所記姓氏、時代、遷徙途徑、輩分、封賜等環節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證據鏈。”又有朱巷故老口耳相傳之朱元璋到訪故事。所以,朱元璋所認定的“朱巷”似應在郭莊鎮朱巷村[15]。

 

兩院駐地留都首善

 

提要:應天巡撫和南京提學御史相繼駐句容,使句容由普通上縣一躍而為“雄鎮”,提高了句容在南直隸的地位,使繼“帝之祖鄉”而來的“畿輔首邑”成為“留都首善”。

句容與南京山川相連,共存共榮。相較于今人,明代人的感受可能會更深刻。洪武十五年(1382年),時任句容教諭、邑人朱純就說:“句容雖縣邑,然近在畿甸,去京不百里,實為四方環視瞻仰之地,非他郡邑比也。士大夫來京師,經是邑者,游觀相繼,亦天下首善所系,為遠人視效取法則者。”滿滿的自豪感撲面而來,“帝之祖鄉”使句容“王氣最重”,為“畿輔首邑”,而隨后“兩院”的進駐則使之成為“留都首善”。

“兩院”是指“巡撫南直隸都察院”和“南京提學御史督學察院”。

立于成化二十年(1484年)的《巡撫南直隸都察院題名碑》云:“國朝之設巡撫官,在他處者不可考,其在南直隸所可知者,永樂庚子則有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公義給事中一員,通巡應天、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安慶、廣德十一府州。宣德初,則有大理寺卿熊公概嘉、湖二府而通巡焉。……至李公秉復通巡,迄今而不變。”[16]巡撫南直隸的職官俗稱應天巡撫,官署本在南京,嘉靖以后倭患日益嚴重,應天巡撫遂加提督軍務,移鎮蘇州。

萬歷甲戌(1574年)夏五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宋儀望

任應天巡撫。宋儀望,字望之,江西人,早年因獲罪嚴嵩被絀。張居正做首輔后,重新啟用,“來撫南畿”[17]。

宋儀望曾任職福建,與總兵戚繼光合力抗倭,對倭寇之禍深有體會,接到任命后即奔蘇州任職。到了蘇州,發現“諸郡邑長吏考政受事,道里相懸,郵遞公移動稽旬日,卒有奸萌,發覺后期。且撫臺體崇務繁,顧日勤酬接,費時損重……[18]。以應天巡撫轄制今蘇南、皖南、浙北等地區來看,駐地蘇州偏居沿海,極不利于轄區內公文、人員的來往,嚴重影響社會治理的效率。宋儀望對這樣的形勢十分頭痛,在查看地圖后,認為南京所屬句容是一個合適的選地:句容毗鄰南京,居轄區偏中部位,又是朱氏的祖鄉,“假令籍地句容,設建行臺以臨制郡縣,其于道里往來甚便”。在與同僚商議后,上報朝廷,得到允準,但有異議者亦不在少數。不久之后,有大盜劫奪了蕪湖藏庫,朝廷嚴厲追查。大家發現蘇州確實有些偏遠了,巡撫駐地遷至句容才最終定下來。

確定官署將遷句容后,相關部門便到句容查看地形、計算時日、制定預算,總的要求是:按照既有規章制度,不勞民傷財。最終確定在句容原有察院的基礎上做些改進,作為新的衙署。句容察院建于洪武五年(1372年),為御史巡視駐節之所,宣德、景泰、成化年間相繼做過維護重修。到弘治五年,有正廳三間、耳房二間、穿堂一間、后堂三間、西廂房三間、東廂房三間,中門三間和門樓一間。萬歷二年(1574年)九月開始改建,“乃辟重門,乃筑寢室,乃戒墻垣,中軍既立,旗鼓以備”??傮w看來沒有大興土木,只是加強了警備防御。僅僅歷時五個月,閏臘月府衙就搬遷至句容了。喬遷之時,同僚、下屬等文官武將都來參觀,“罔不稱善”。但是有一點,他們認為巡撫的辦公房舍有點過于簡陋,沒有大員重臣應有的莊嚴氣象,與巡撫的權力地位不相匹配,應該加以改進。

宋儀望在著手搬遷府衙的同時,也沒有放松對倭寇的警備。萬歷三年(1575年)夏,又有倭寇進犯,宋儀望大勝之?;鼐淙蓠v地后,同僚們又來說房舍的問題,并且很熱心捐資佐助。“時在仲秋,工役繼興。”此次建設工程浩大,在去年所建重門之后建重屋正堂,規制宏偉,高大敞亮。正堂之后建樓戶。所建房舍都朝向京城所在的北方,登樓而望,仿佛就可以看到紫禁城。除了巡撫辦公、居住的建筑,還有來訪賓客所需的館舍,吏員差役辦事所需的廨房,存放兵器的庫房,各種功能的房舍一應俱全。“有事則馳騖四方,無事則居中調度。”剛上任就有御倭大捷,督撫官署又嶄新氣派,宋儀望躊躇滿志,寫道:“信哉,長治久安之道也!”

營造工程剛結束,巡按御史以御倭大捷上奏,宋儀望進位右副都御史,仍巡撫應天。從萬歷二年(1574年)至萬歷三十年(1602年),應天巡撫常駐句容[19]。

繼應天巡撫徙句容后,南京提學御史亦移駐于茲。南京提學御史,又稱“應天督學”,督學察院是其衙署,亦是科舉考場。萬歷乙未(1595年),陳子貞[20]受命提督南京學校。而“應天固有察院且三徙矣,而未有閎鉅可以群師儒聳瞻向者”[21]。南京原有的察院雖然多次遷建,但還是沒有足夠大的場地舉行大規模的校閱考察活動——導致這種情形出現的原因,在于南京提學御史負責的區域太大?!抖綄W題名記》云:“應天,圣祖之豐鎬,尤稱首善,所統十八州郡,人才之盛,甲于天下,督學使者歷三歲始能遍。”[22]另《提學使者懷云陳公生祠記》云:“懷云陳公持御史符督南畿學者六載,頃擢太仆少卿以行,諸弟子員戀戀不能釋,合十四郡之士擬醵錢為祠……”[23]王祚遠《督學金公德政碑記》云:“……應天督學隸府曰八,州曰三……”[24]所以“生儒一遇校臨,輒從他郡受察,征逐奔走為勞,亦非所以重天府也”[25]。

鑒于種種不便與觀感不佳,陳子貞便與時任應天府尹張孫繩[26]商議重建督學察院。張孫繩召集應天府所屬縣令商議,“酌其地無如句容便”,況且句容舊有宋儀望所建華陽書院可以改建。于是應天府派員至句容實地考察,并畫形勢圖呈督學。陳子貞同意后,營造工作交句容縣負責。

 句容縣接到任務后,即由知縣陳于王負總責,主簿陳指南、典史鄭謹負責具體施工,“庀材諏工,大趣興作”。原來的華陽書院規制略顯簡樸狹小,于是又在周圍購置土地將其擴大。在整個改建工程中,沿襲舊有規制的占三成,其余七成都是重新建設的。將原來的被蟲蛀的不堪承重的柱子全部換成新的、牢固的,圮壞的墻體全部重新砌筑,“肇自大堂,達于內寢,廡、廨、庖、庋罔弗飭”。主體建筑修造完成后,圍繞新落成的督學察院還造了一圈圍墻,以紅、白色涂料裝飾之。一座嶄新的院落“赫然偉觀”,“由門以歷其戺,翼然有序,登堂以睨其宇舍,廓然有容,隱隱乎見御史之憲度矣”。

在句容新建成的督學察院,即為南京提學御史轄區內士子的集中科考地。“應舉之士皆千里相攜而至,以群試其中為樂。”[27]

同時,作為應天督學的衙署,督學察院又是機樞重地。時人曰:“督學察院所以彈壓百司,綜合庶政而懸鑒衡,以搜拔章縫之士尤有專責焉者也。”[28]《明史》載:“正統元年始特置提學官,專使提督學政,南、北直隸俱御史……提學之職,專督學校,不理刑名。所受詞訟,重者送按察司,輕者發有司,直隸則轉送巡按御史。督、撫、巡按及布、按二司,亦不許侵提學職事也。”[29]可知,應天督學乃是專門督理學校教育的職官,其職守不受侵犯,而南北直隸的督學尤其重要。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赫然偉觀”的督學察院合于“御史之憲度”了。清代建政以后,督學察院成為江南省督學駐地及歲科兩試的考棚,“江寧考棚,前明即設在句,本朝因之”[30],康熙皇帝曾兩次蒞臨視察??滴跷迨?,省城另建錄遺考棚,兩個考棚并立,始有紛爭。雍正十二年后,歲科兩試、錄遺及督學均遷往南京,督學察院遂趨荒廢。

巡撫御史和提學御史衙署相繼設于句容,使句容成為堪與遵化、密云等開府建牙的縣邑相比肩的“雄鎮”,成為南直隸的軍民學政中樞,在句容的城市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四牌樓的鄉賢榮耀

提要:句容在明代中進士者最多,進士而為高官者亦多。永樂進士曹義為南京吏部尚書,終為耆老;成化進士湯鼐為監察御史,號為殿虎;正德進士王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嘉靖進士李春芳為內閣首輔,匡扶國家。邑人建牌樓以紀念,殊為榮耀。

唐宋時期,句容以茅山道教聞名于世,故北宋元豐間縣令葉表謂:“秦漢而下高尚而羽化者八十余人……而其俗乃以儒為恥……此邦之人能以仕進者不過一二”[31]。后主政句容者決心改變這種狀況,致力于修學校、行教化,至明代大有改觀。

弘治間南京戶部郎中周琦在說到句容的衣冠文物在明朝“盛書”時,云:“其維新之化風動于百年之后,而句容不亦先披拂耶?”從弘治丙辰往上推一百年,是洪武丙子,明太祖時期。將句容在明代的衣冠文物之盛追根溯源到太祖時期,可謂是一語中的。帝之祖鄉的認同,一定在那個年代給了句容士子莫大的激勵與鼓舞。而明初的句容教育,也有備可查:洪武、永樂間,句容等一十六鄉俱立社學。重視教育的結果立竿見影,洪武中期至永樂間年出了13名進士,數目已及句容兩宋三百年全部進士的半數。據弘治以來歷代縣志記載,句容一共出了117名進士,其中唐代1人,宋25人,元代1人,明代65人,清代25人。明人周敘云:“句容畿內名邑,人物彬彬,著自古昔,而科第莫盛于宋,尤莫盛于國朝。”[32]

嘉靖年間,鄉賢楊沔曰:“吾容為畿輔首邑,民淳訟簡,官多循良,己山鐘靈,代有英杰。”[33]誠哉斯論,句容歷代英杰輩出,而以明代為最?!肚【淙菘h志·鄉賢》記載17人,其中明朝11人,“附紀(仍《舊志》)”34人,其中明朝25人。明代句容不僅多有進士,進士為高官者亦多,如永樂十三年(1415年)進士曹義做到南京吏部尚書,正統十年(1445年)進士張紳做到山東布政司參政,成化二年(1466年)進士戴仁做到直隸提學御史,正德十一年(1516年)進士王做到戶部尚書,嘉靖八年(1529年)進士楊沔做到四川按察使,萬歷己未(1619年)進士孔貞運做到內閣首輔等等。

《乾隆句容縣志·坊》有“四面牌坊”,云:“南曰承流宣化,北曰節用愛人,東曰正本清源,西曰奉法循理。今東匾曰‘狀元宰相’,為丁未狀元李春芳;西匾曰‘天官冢宰’,為吏部尚書曹義;南匾曰‘地官司徒’,為戶部尚書王??;北匾曰‘殿中執法’,為御史湯鼐立。”[34]查《弘治句容縣志·坊》,云“平政、澄清二坊在縣治前,弘治元年,知縣王僖改建四面牌坊,南曰承流宣化,北曰節用愛人,東曰正本清源,西曰奉法循理。”[35]由此可知,四面牌坊立于縣治前,乃平政、澄清二坊改建而來。

清代所見之四面牌坊,不能確定建于何時。本來是警醒居縣衙、主地方政事的縣官吏員的牌坊,變身而為鄉賢的紀念建筑物,可見此四鄉賢在句容人心目中的地位。以下將對“四面牌坊”所記之曹義、王、湯鼐和李春芳分而述之。

曹義,字子宜。“自幼凝重、穎敏”,勤學好問,“晝則閉戶,夜則帷燈夜讀,雖隆冬盛暑不少懈怠”。永樂九年,中鄉試。后入太學,以太學生入翰林,“讀書益自淬礪”。讀書多年以后,永樂乙未(1415年)中進士,改庶吉士。戊戌(1418年),授翰林院編修。此后十余年間,曹義輾轉禮部、吏部任職。正統癸亥(1443年),有人推薦曹義為浙江參政,英宗特留之,隔年升吏部右侍郎。時任吏部尚書王直因為曹義精通考選之法,凡是官員的評價、升降,都交給他去辦,而曹義做事也十分謹慎,在事情的最終定奪上都經過王直的核準。王直十分欣賞他,曾悄悄跟人說:“曹公真是端正之人”。與王直同樣器重曹義的,還有楊士奇。楊士奇是明早期(永樂至正統)“三楊內閣”——此后明代內閣的楷模——中的“西楊”,焦稱其有“相才”[36]。楊“素不輕接人,獨愛重義。每與商論人物,反覆別白,莫不契合”。正統十四年(1449年),英宗御駕親征瓦剌,結果兵敗被俘。代宗在北京即位,倚仗于謙展開北京保衛戰,曹義參與其中。局勢穩定后,景泰元年(1450年),曹義升南京吏部尚書。五年,追封其祖父母、父母與妻室[37]。英宗復辟后,七十二歲的曹義從南京捧賀表至,英宗念其“累朝舊臣,而年且老,特賜致仕璽書”。除曹義外,其子冕為中書舍人,侄景以進士為監察御史[38]。

湯鼐,字用之。年少時寄籍壽州(今壽春),學于“壽庠”。成化乙未(1475年)中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奉旨分封秦王,后升任廣東道監察御史。弘治即位時,首輔萬安草擬詔書,“禁言官假風聞挾私”[39]。湯鼐到內閣候旨時,萬安云:“今日里面不重言路,我輩扶持科道,再三陳說,方肯添此一款。”湯鼐因此言即彈劾萬安。上奏云:“人臣之義,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安等乃歸過于里面,不知所謂里面者果何?所指謂內閣耶?抑朝廷耶?乞究其言,治以欺君誤國之罪!”彈劾奏本遞上后的第二天,湯鼐被宣至左順門。早有許多太監在那里候著他,“中官森立”,命其下跪。湯鼐問:“令鼐跪者,旨耶?抑太監意耶?”太監謊稱有旨,湯鼐當即“與巨閹爭辯闕下”。經此一事,湯鼐聞名朝野,同僚稱之為“湯殿虎”,“目為鐵面御史”,他自己也改號為“鐵翁”。吏部尚書王恕很欣賞他,于是派人私下跟他說:“待數日即升堂上卿”,第二天即上書彈劾王恕“居部不嚴”。王恕并未因此而記恨,反倒更加敬重湯鼐,“自是終身論交不厭”。湯鼐如此一心奉公不徇私情的做派得到了皇帝的認可,也使自己獲得了清譽,卻也觸碰到了許多人的痛處。于是遭權臣陷害,謫戍甘肅。在甘肅十多年的貶居生活中,湯鼐仍然“自以為言有益于社稷”而不后悔,云:“雖身死邊陲,吾事畢矣”。放歸故里后,杜門謝客,優游自適,“茅屋、土垣、柳堤、竹塢,怡然于其間,雖簞瓢屢空,晏如也。”[40]

王暐,字克明。幼時,條件艱苦,但他酷愛讀書,為生計勞碌之余輒手不釋卷。在代父送藥材至京師時,王看到了一個孝廉會試時所作的文章,笑曰:“這樣的文章,我也能做。”回家后便發奮讀書,正德丙子(1516年),中進士。有一次因事拜見閣臣靳貴,“與之揚世務,甚畏服之,曰:‘此大受材也’”。后授吉安府推官,“以明允、平恕得上下心”。正德十四年(1519年),寧王朱宸濠叛亂。王陽明興兵討伐,命王領軍相助。王領命,便親冒矢石,身先士卒。其間,有督造戰船的軍吏沒有按時完成任務,王陣斬之,軍紀因之嚴明。王陽明大加贊賞,云:“如王君,可謂達權矣。”此后便引以為心腹,“與參密謀”。攻南昌時,王陽明率領的王師殺戮過當,王及時稟告阻止。因平叛戰功累累,王陽明在上奏的捷報中稱王“首從義師,爭赴國難,脅謀并力,共收全功”。正當論功行賞時,王之母去世,遂“苴杖就途不反顧”。服喪期滿后,補大理寺左寺副。 “大禮議”[41]時,王追隨首輔楊廷和“伏闕泣爭,至觸天怒,杖于廷”。事后,升任江西按察僉事,分巡湖東。王精通法律條文,在處理事情時卻不生搬硬套,而是“時時以情衷三尺”。比如廬陵有父子三人,大白天搶劫了他人的錢財,知縣判他們死刑,王說:“這是為饑寒所迫,一家人卻要因此全部處死,合理么?”如此等等。由于分巡撫湖東政績卓著,名聲大振,升任南京光祿寺少卿,累遷至太仆寺少卿。王的能力得到了同僚和皇帝的認可,考評制詞云:“剛方之守強于自立,通敏之才優于干理”。隨后,王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下大力氣整頓官場生態,與巡按“同心,以立綱振紀為任,一時黃綬而下有望風解印綬者”。就在巡撫江西任內,王上《崇本疏》,認為句容朱家巷為皇室祖宗所自出,“請建置守卒,廣尊祖敬宗至意”。此后在戶部、都察院及總督、巡撫任內,王皆有善政,累官至戶部尚書。戶科給事中厲汝進彈劾地方官入京行賄,王牽涉其中,遂削籍罷官。后人評價王曰:“公性廉靜,鮮飾,而中實,凜不可犯。”[42]

李春芳,字子實。嘉靖丁未(1547年)狀元,累官至太子太師、柱國、中極殿大學士,為句容歷史上為官最順者,世稱“狀元宰相”。與以上三位不同,李春芳生于外地、長于外地,但他對句容懷有很深的感情,鄉人亦為驕傲。由于其對后世影響之大、情況之特殊,下節詳述。

 

二位首輔佐大明

提要:李春芳以狀元而為首輔,制《宗藩條例》以抑宗室豪強,諫皇帝止興作以生息養民,定和番之策以保國界安寧,如日中天而急流勇退,榮歸故里??棕戇\力挽狂瀾于既倒,終因忤帝意而致仕。二士起于寒微,而以經世保民為己任,其奮發圖強、勇擔道義之精神為后世士子楷模。

清康熙年間句容知縣方矩云:“句容在明為留都首善,彈丸蕞爾,簪纓輩出,內而卿貳,外而牧伯,史乘不勝書。如李文定公以鼎元登師相,尤其最者。”[43]如其所言,狀元宰相李春芳尤為鄉人推重,引以為傲。

明天啟年間刊行的《本朝京省人物考》云:“李春芳,字子實,句容人。”[44]《乾隆句容縣志》有李春芳小傳,位列句容鄉賢祠,縣城有李春芳牌坊。嘉慶《新修江寧府志》云李春芳乃句容人[45]。但是對于李春芳的地方歸屬,還存在其他的主張。明萬歷《興化縣新志·鄉賢》中有李春芳小傳,并記載李春芳所立之六座牌坊[46]?!睹魇贰繁緜鬏d:“李春芳,字子實,揚州興化人。”[47]清乾隆《江南通志·選舉志》進士表記李春芳為“興化人,狀元”[48]。咸豐《重修興化縣志·選舉表》記曰:“李春芳,《狀元題名碑》作‘揚州興化縣籍應天句容人’。”[49]所以后世多有以其為興化人者,如《中國狀元大典》謂:“李春芳,字子實,江蘇揚州興化人……”[50]。

兩地甚至多地主張為某一名人故里的情況所在不鮮,皆源于當事人復雜的家族關系、活動軌跡以及他者所述。

專家在研究徽州籍進士時,提出“雙籍進士”的概念,謂:“當他的戶籍所在地與他的原籍不一致的時候,他就有了雙重籍貫,即法律所認定的籍貫與他心理及社會所認可的籍貫是不同的。簡言之,雙籍的出現,是因為一個居民的戶籍所在地即鄉貫與他的原籍不一致所造成的。” 進而提出雙籍的幾種類型:寄籍、移籍和寄居,而無論是哪種形式,也無論戶籍是否更改、居住外地多長時間,只要本人自稱徽州人,那么就可以視為雙籍[51]。筆者以為,李春芳正在“雙籍進士”之列,即主張其為句容人正確,主張其為興化人亦無誤,二者可以共存而非相互排斥。

李春芳曾祖李秀攜家從句容朱村先遷安宜,后遷興化,并定居于興化。正德庚午(1510年),李春芳出生[52]。史稱李春芳幼時即“神穎,不類群兒”[53],得到了興化縣令楊愷的青睞。除了在興化縣令處受學讀書外,李春芳在《新建華陽書院碑記》中還提及其“早歲常讀書寺中”?!肚【淙菘h志·玉帶樓》記載了李春芳為諸生時,在句容縣城崇明寺藏經院月亭僧房讀書,留下“異日定需留玉帶”的佳話。嘉靖辛卯(1531年),中舉人。嘉靖丁未(1547年),李春芳進士奪魁,為狀元。

中狀元后,李春芳被授翰林院修撰,隨后又得草擬皇帝制書。在翰林院待了十年之后,嘉靖皇帝要來翰林院擢選,李春芳獲皇帝垂青,從此仕途一帆風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李春芳為禮部尚書,隔年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輔政。此間,其為政犖犖大端如下:

1.規范宗室給養,減輕財政負擔。主持制定《宗藩條例》,從此“有司得奉三尺以繩諸藩,無敢嘩者”。

2.整頓科考紀律,嚴肅考風考紀。嚴查考生作弊,規范了考場秩序,有效遏制了科舉作弊的勢頭。

3.諫阻皇帝大興土木。隆慶元年(1567年),皇帝要造翔鳳樓,李春芳上書勸阻,自此“竟隆慶之世土木不興,府庫盈溢”[54]。

隆慶二年(1568),李春芳繼徐階為首輔,成為為數不多的狀元宰相?!睹魇贰份d:“春芳恭慎,不以勢凌人。居政府持論平,不事操切”,處事穩重,深得皇帝心意,所以“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推。”[55]《明史》記載:“內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由廷推或奉特旨”[56],可見內閣學士的選拔,按制應由廷推,而李春芳“未嘗一由廷推”。李春芳從隆慶二年至五年為首輔,其間內閣參決的最具意義的大事當為冊封順義王,爭取了以后五十年的邊境和平。

辭官后的李春芳回鄉,幸得父母健在,為鄉人所羨。此后李春芳便閉門謝客,孝敬父母,含飴弄孫。父母去世后,李春芳晚年在句容華陽書院、茅山等地講談居住,身后部分子孫回遷句容。萬歷甲申(1584年)三月,李春芳去世[57]。萬歷皇帝為之輟朝一日,遣使治喪,與夫人徐氏合葬于揚州句城塘之阡。

李春芳身后50余年,又有句容人孔貞運任首輔??棕戇\,字開仲,號玉橫[58]。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以殿試第二授翰林院編修。此時的明王朝已進入多事之秋,孔貞運登上了明王朝這艘已經千瘡百孔的巨輪。

天啟年間,孔貞運充經筵展書官,纂修《兩朝實錄》。崇禎元年(1628年),任國子監祭酒。次年皇帝至辟雍時,孔貞運進講《書經》?!睹魇贰贩Q:“孔氏子孫以國師進講,至貞運乃再見。”[59]這年十月,皇太極擁兵十萬包圍京師,孔貞運“條上御敵城守應援數策”[60]。六年起任南京禮部侍郎。九年,孔貞運以禮部尚書入內閣。時任首輔溫體仁熱衷于結黨營私,但他深得崇禎帝信任。所以在溫體仁欲重治復社的案子時,孔貞運就因為“從寬結之”而遭其非議,云:“句容亦聽人提索矣!”言外之意就是,你孔貞運也是復社黨人的一分子吧!在溫體仁只手遮天的恐怖官場生態下,孔貞運選擇明哲保身,“自是不敢有所建白。”[61]越二年,孔貞運為首輔。

孔貞運可能想重振萬歷后期以來日益嚴重的黨爭導致的朝綱不振,所以他積極營救了剛正不阿的鄭三俊和久負名望的錢謙益。但問題可能就出在他為了挽救時局而堅持了與皇帝不同的看法。在多位朝廷重臣或遭黜、或殉國的情況下,崇禎帝便想揀選一批人才充實到朝廷中。他親自擬定考選諸臣的名單,送給內閣斟酌??棕戇\與其他閣臣對皇帝擬定的名單改動許多,再呈送皇帝決定,內閣建議又多不被采納?;实叟c內閣在考選人才上有了沖突,深為黨爭困擾的崇禎帝此時可能并不信任他的內閣了。最終皇帝以自己欽定的十八卷下發到各部再議。此時,新擢任的御史郭景昌到朝房謁見首輔??棕戇\便將心中所慮與其交換看法,認為皇帝所為難以施行。隨后,郭景昌便上書彈劾了孔貞運。從后來事態的發展我們不難知道崇禎帝對他的內閣已經完全失去了信心:郭景昌雖然被剝奪了職俸,首輔也就此引退。引退后的孔貞運隱居建德山中,“七年食不兼味,居無亭榭,”[62]依舊是憂國憂民。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當親友來慰問他這位前任首輔的時候,他“惟稱主上圣明,諸臣誤國”[63]。此后絕食數日,以至于崇禎皇帝身亡的哀詔下達到縣的時候,孔貞運扶掖起迎竟未及禮成而卒。后人修史,將其列為“忠節”。

李春芳和孔貞運皆出身貧弱,中進士而入翰林,以詞臣而預機務。他們擁有優秀士大夫的品質,憂國憂民,無論是抑制宗室豪強還是和番,也無論是營救直臣還是不惜忤逆上意而堅持己見,都是為了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做一點有利于國家社稷的事情。作為讀書仕進的士子,二人為邑人做了榜樣,也激勵著邑中讀書人不斷努力奮進。

 

一朝名宦“白菜”緣

提要:“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江西徐九思任句容知縣“畫菜輔官”,愛民生民。數十年后,句容人笪繼良至江西做知縣,以其為信條,刻“白菜碑”。徐九思與笪繼良時空易置,卻又同道同行,共同書寫了遙相呼應的“白菜緣”。

明代句容,名宦輩出,遠勝于前。在眾多名宦佳話中,尤為鄉里所耳熟能詳、津津樂道者,當數嘉靖間句容知縣江西人徐九思,他曾畫叢菜于石屏上,云:“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與之相匹者,則有句容人笪繼良,為官江西時,效仿徐九思刻菜碑,書寫了相隔數十年的“白菜緣”。

徐九思,字子慎,江西貴溪(今江西省貴溪市)人。嘉靖乙酉(1525年)舉人,后授句容知縣。剛到任時,“恂恂若不能”,遂有資歷老而奸猾者偷偷拿著空白的文書蓋了官印去謀私利了。徐九思發現后準備依法處置,雖有眾多吏員前來求情,徐仍斷然拒絕,“于是人人惴恐”,無有再敢如此等欺瞞犯科者,官場生態為之清明。徐九思“御豪猾特嚴”,而“于單赤務加恩”[64]。據當時父老所述,督運官所記,徐九思賑濟貧苦百姓的方式簡便科學,甚至被當做樣本在江南各縣予以推行。甲辰(1544年)、乙巳(1545年)兩年,疫病流行,民眾受害而死者“枕藉于道”,巡撫開倉賑濟。由于官倉距離甚遠,徐九思便請家有余糧的富戶“主其事于鄉邑之寺觀”,受災的民眾就近前往。每處賑濟點依據人數的多少,用大鍋做粥飯分食[65]。人受災的時候如此辦法,莊稼受災的時候亦類。有一年災害嚴重,谷價高揚。“巡撫發倉谷數百石,使平價糶而償直于官。”徐九思道:能買得起糧食的,都是富裕人家。窮人家即使是平價也買不起??!便以時價賣掉一半,使官府的財力不受損害,另一半直接用來賑濟貧苦百姓。還有多余的糧食,就使人運送到偏遠的地方去救濟那里的百姓[66]。“句容在明附南直隸畿內,為上縣”,標準為年納糧十萬石至六萬石[67]。正如父老所言:“句容為應天劇邑,稅重訟繁,供應疲竭”[68]。徐九思到任后,重新規定了百姓輸納稅賦的辦法,一年就可以省下四五成,極大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又朝廷多次遣人至茅山“醮神”,縣民苦于供應,徐九思便以官庫中所存鹽引金作此種支出,甚至將縣衙后的空地開辟出花園池塘,用來種菜養魚,所產即用于迎來送往,自是“民無所擾”。句容縣有東西土路干道,天氣好時,“塵土積三尺”,車馬過后不見天日,碰到雨雪天氣則泥濘不堪,無法通行,徐九思“節公費,以石,行旅便之”[69]。公務上愛民節用,生活上徐九思亦深得百姓認同,人云其“寒不重裘,暑不易葛,茄菰菁菔日一盂,糜若飯間舉日三,蕭然寒士也,七年如一日。”在句容為官后,徐九思升任工部主事。句容人民感懷徐九思體恤民生為民造福,在茅山為之造生祠,“肖像而祠之”[70]。徐九思也時刻心懷句容,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心心念念的仍是“茅山迎我”。乾隆年間,后人將其所畫之菜刻石立碑,移置縣堂之西。

 笪繼良,字赤如,號我真,望仙鄉茅莊(今白兔鎮茅莊)人。萬歷辛卯(1591年)舉人,丙辰(1616年)授江西鉛山知縣。笪繼良幼時曾夢見朱熹、陸九淵教授自己學問,故而醉心于心性之學。長大之后,與東林黨領袖顧憲成、高攀龍等過從甚密,一同講學于無錫東林書院。做了鉛山知縣后,笪繼良到鵝湖書院謁朱、陸兩先生,“宛然夢中也”[71]。笪繼良在鉛山主政六年,民眾牢記于心者略舉如下:1.救濟貧困,打擊豪強;2.提高民眾醫療意識,改善醫療環境;3.因地制宜,發展造紙業、制茶業,改善民生。當然,流傳最廣的還是他仿徐九思刻菜于石,并書“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于其上。離任后,鉛山縣民感其賢明,念其惠政,崇祀名宦,并建“笪公祠”奉像其中[72]。笪繼良所刻之碑,后人稱之為“白菜碑”,如今已是鉛山縣的著名景觀。

徐九思任職于句容與笪繼良任職于鉛山,前后相隔數十年。二人于公于私都無交集,但是為官勤政、清介愛民的精神卻一脈相承。這既是歷史的巧合又是歷史的必然,忠厚淳樸的句容人民受了他人的福澤,便會銘刻在心,內化為自己的準則,在合適的時機便會反饋于社會、反饋于國家。

 

句容磚城肇始

 

提要:嘉靖中期以后,倭寇盜匪橫行。為保境安民,各地紛紛修筑城墻。句容在知縣樊垣的率領下,筑磚城,保護縣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修筑磚城是句容城建史上的大事,奠定了此后400余年的句容城市規模。

明嘉靖年間,句容始筑磚城。這是句容城防建設史上的大事,也是大時代背景下地方社會保全治理的縮影?!肚【淙菘h志·城池》載:“嘉靖三十三年,令樊垣因倭警始筑磚城。”李春芳《句容縣新筑城垣記》道出倭患嚴重的原委:“倭寇擾吳越,狙詐百出,而內之逋逃,實為向導。”[73]為了應對日益嚴重的倭患,加強城防建設,構筑堅固城池日益被重視。新任知縣宜賓人樊垣一到任,就動員大家趕緊修城墻,說道:“容,留都襟要,而三吳之會,安可恃險阻為固,不之戒乎?萬一海氛操矛緣嶺下,其何以御之?”士紳民眾紛紛同意。

筑城經費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樊垣乃“請諸當道”,找到相關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出公儲若干緡”。又帶頭捐出自己的俸祿,屬吏也紛紛解囊。士民“富者輸緡錢,壯者荷畚鍤”,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就在城墻即將修成時,有倭寇進犯至句容周邊。李春芳記載:倭寇從安徽當涂迫近南京,轉而洗劫溧陽,一路向東?!肚【淙菘h志·名宦》樊垣小傳亦有相似的記載:當時倭寇五十六人從句容邊境過犯小丹陽,攻打南京,知縣樊垣即率領民眾登上尚在修筑的城墻日夜守備,“卒免蹂躪之禍”[74]。無論是溧陽還是小丹陽,皆在句容附近,所以磚城的建造不敢有絲毫懈怠。從嘉靖三十三年初夏動工,次年仲夏即告成功。此次造城,規模如次:“周七里,一千三百一十丈有奇,高二丈有六,雉堞二千有奇,警舍二十有四,敵樓一,城外浚池蓄水,設關六,門四,小南門一”。儼然一座堅固高大、戒備森嚴的城池,而花費還沒有超過兩萬。有了牢固城墻的護衛,句容應對倭寇的入侵有了足夠的底氣和緩沖的余地。

其后萬歷四年(1576年),應天巡撫宋儀望聽從堪輿家的建議,把南門往東移了一點,并建飛樓于其上。新建了飛樓的南門很是壯觀,“儼然為一邑偉觀”。宋儀望還在南門內建廳三間,擺放一些防御倭寇的武器。

句容磚城之造,基本定下了后世句容城的規模,確立了縣城發展的格局,后世四百余年歷經修補沿用,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五十年代拆除。

 

南道北佛的中興

提要:南朝以降,句容佛道兩旺。明代茅山道教承數百年昌盛之余緒繼續發展,深入影響民間生活風俗。寶華山因萬歷敕建“護國圣化隆昌寺”而聲名大噪。又有三昧改禪為律,奠定寶華律宗三百年之基業。南道北佛,至今仍是句容寶貴的文化資源。

句容有宗教名山二,茅山以道立于南,寶華山以佛立于北。經過千百年的發展,形成了南道北佛的格局。

陶弘景之后,茅山聲譽日隆。唐宋時代,茅山已然道教名山,高道輩出,著名者如王遠知、李玄靜、劉混康等皆為帝王座上賓。不惟高道為帝王所推重,茅山的奇物也為皇帝所留意,宋真宗曾派專人到茅山請龍,并做《觀龍歌》。宋徽宗賜予劉混康的玉印、劍、硯、符、圭等器物被后世稱作“傳壇諸寶”[75]。隨著與皇室的交往越來越多,茅山的宮觀建設也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宋崇寧五年(1106年),元符萬寧宮落成,徽宗御題榜額;元延祐六年(1319年),升崇禧觀為崇禧萬壽宮。

與前代相比,明代茅山的道教受到了較前代更多的約束,其發展也就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明代茅山“宗師”改為“華陽洞靈官”,納入政府的官僚體系,使茅山的道教發展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幾百年來積攢的宗教名望使茅山依然能夠得到皇室的重視:洪武初,額設二祭于茅山,每歲驚蟄于元符宮廣濟龍王祠,五月五日于句曲山神祠,以祈歲豐;永樂五年(1407年)等年,遣官欽奉圣旨,凡五賚香帛,修齋瘞簡于大茅峰、元符宮;正統十二年(1447年)八月,頒賜道經一藏于元符宮;成化二十年(1484年)八月,著南京守備太監至三茅山真君處祭祀;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皇帝將位于大茅峰頂的圣觀敕改為“九霄萬福宮”。

明代的茅山,罕有如陶弘景、李玄靜等享有崇高社會名望的高道,誠如專家所言,此時期的道教開始“超出宗教的范圍,而與普通民眾的生產活動和文化娛樂水乳交融,成為人們生活風俗的重要內容。”[76]千百年的歷史積淀使茅山道教發展出了規范的宗教儀軌,也獲得了民眾的廣泛認可。莊嚴肅穆的宗教儀式在文人士大夫的游記中保留了下來:“諸黃冠玄衣之屬雁行,鱗次瞻禮太上。肅肅秩秩,如天王朝會,列辟駢止,下氣屏息,無敢弗虔。”[77]信眾進香禮拜的場景也見諸文士筆端:“進香男女數萬人摩肩擊輿,幾不得前。上殿瞻圣像,來者益擁塞,不能從容投體。群祝聲若亂蜩,不可辨。其不能前者以香遙擲爐中,沉片檀末如雨雹交下……[78]毫無疑問,道教圣地茅山依舊延續著往日的盛況,只是內容側重有所改變。

與孔貞運為崇禎皇帝的殉國而哀慟絕食幾乎同時,寶華山隆昌寺的三昧律師在南京大報恩寺開壇講法,懺薦大行皇[79]。隆昌寺建于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但是寶華山的佛教卻遠不止此。據萬歷乙卯(1615年)時任禮部郎中黃汝亨所作《敕建寶華山護國圣化隆昌寺碑》[80]載,寶華山乃是南朝“梁神僧寶志公道場”。寶志是南朝高僧,與梁武帝多有交往,而梁武帝也留下了“華山何如蔣山”的歷史之問。

明嘉靖年間,有普照大師“仿跡尋址,燔其林莽,構廬而居,纂修其緒……自是游跡復通,志公之業賴以弗湮”[81]。普照的到來,在一定程度上使寶華山的佛教重新煥發了生機,振敝起衰,為后來隆昌寺的建立做好了鋪墊。

隆昌寺的建立,緣起于妙峰大師鑄造的銅殿。妙峰大師是明代中后期佛教界有大作為的和尚,興建了多處寺院及佛教建筑,被萬歷皇帝稱為“真正佛子”。妙峰總共造了三座銅殿,分別為觀音菩薩銅殿、普賢菩薩銅殿、文殊菩薩銅殿,其中普賢菩薩銅殿供奉于峨眉山,文殊菩薩銅殿供奉于五臺山,觀音菩薩銅殿原是供奉于普陀山的,由于種種原因,最終殿落寶華山。

棄普陀而終定于寶華的原因,《敕建寶華山護國圣化隆

昌寺觀音菩薩銅殿碑》[82]云“擬送補陀緣事未果,乃遍卜佛前,得華山而定居焉爾。”與妙峰交好的憨山和尚說銅殿造成后,“載至龍江時,普陀僧力據之,不果往。遂卜地于南都之華山,奏圣母,賜建殿宇安置,遂成一大剎。”[83]另有記述說:“會島倭犯屬國,我師勞費七年,僅邀天幸遁去,驁然有輕中國心。像至彼,倭航海來朝,且為封疆患。艤舟江關猶豫未決。有獻議者:‘華山寶志公庵可增式廓也。’遂輦像居之,更庵為寺,上賜額曰‘護國圣化隆昌’云。”[84]《寶華山志·高僧》妙峰傳曰“會海氛未靖,至中途不果,三卜三吉而得寶華山。”黃汝亨的碑記為我們揭示了更多的歷史細節。當運送銅殿的舟船??吭谀暇└浇?,無法繼續前往普陀山時,“金陵諸大剎皆愿選地以奉師(指妙峰,引者注),總其地曰:‘歸華山。’”此時的寶華山,普照已圓寂,其徒明律、明慧相繼主事。在乃師開拓的基礎之上,萬歷初年明律“稍張拓之”,寺廟及僧眾的規模比普照時候擴大了許多。由于“歸華山”為眾意所向,遂“三卜三吉”。于是“普照徒子明慧率諸眷屬以庵基山場約百余畝獻,請師置殿,聿建梵剎,供眾叢林。”眾多達官顯貴親臨現場,為之公證。

安置銅殿定在佛誕日,當天晚上“遠近居民皆見此山放大光明,炬如蓮珠,若華嚴之帝綱”。不僅如此,數月前開始的“山鳴若獅子吼者”在銅殿安置之后也停止了。大量的異象吉兆顯示,觀音銅殿安置在寶華山是有大功德、大意象的。

妙峰認為建造寺廟剎宇“功德匪渺”,需要盡心竭力、精益求精,于是從峨眉山白水寺請來南宗深公,二人共同到北京請旨。萬歷皇帝欣然批準,“制約:可”,給與大力支持,“施造寺金一千,賚經一藏,滲金毗盧佛一尊,幢幡二首,賜額曰‘護國圣化隆昌寺’”,派御馬監太監到場以示重視?;侍罄钍弦矘O力贊助,“施金二千,賚經一藏及幢幡,滲金寶塔、觀音大士像”,派奉御太監到場。李太后崇佛是出了名的,《明史·后妃二》載其“好佛,京師內外多置梵剎,動費鉅萬”[85]。進京請旨的二位大師也都獲萬歷皇帝的賞賜。

妙峰又從北京慈壽寺請來“天空祿公為隆昌總持”,講演佛法。凡來學習的僧眾、信徒都直接受到萬歷皇帝的賞賜。一時間前往隆昌寺學法修行者不可勝計,上至臣僚嬪妃,下至普羅大眾,甚至需要皇帝派專人負責對他們的賞賜事宜。隆昌寺建寺之初,可謂盛況空前。妙峰為建造隆昌寺請來的兩位高僧,皆是一時之選。二人分工負責,深公負責建筑營造,祿公負責佛法講演,為隆昌寺的建設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深得皇帝和太后器重的隆昌寺經過十年的建設,在萬歷乙卯落成。據黃汝亨記載,隆昌寺雄偉壯觀、“鉅麗弘敞”,極莊嚴地矗立在眼前:左右兩旁依佛經典故“五十三參”建有閣五十三楹(間),“圓應深廣,幾二百尺”,僅這五十三間閣道就有六七十米。天王殿、無梁殿、鐘鼓樓等殿、堂、樓、室,無論是學法修佛還是日常起居,也無論是經籍收藏還是養老休閑,“凡所宜有,靡不具備”。當然,寺中最耀眼的當屬妙峰所造觀音菩薩銅殿,從大門往上走幾百步即可抵達。

焦竑《敕建寶華山護國圣化隆昌寺觀音菩薩銅殿碑》將隆昌寺銅殿與他見過的峨眉山、武當山銅殿作了對比,認為峨眉山銅殿堅實牢固,鑄造工藝并不精致細膩,武當山銅殿金碧輝煌,規模似有點小,隆昌寺銅殿無論是工藝還是規模,都在二者之上。

寺成之后,天空、南宗相繼住持寶華寺,“續其余業”[86],在兩位大師的主持下,隆昌寺保持初建時的蓬勃勁頭,“寺頗稱盛”。萬歷后期社會不穩定因素逐漸增多并愈演愈烈,隆昌寺難以自完。崇禎年間,隆昌寺已衰敗不堪,時人謂之“法嗣凋零,殿宇塵坌”[87],“未及五十載,金殿草深,僧徒落寞,大江以南幾不復知有寶華山矣”[88]。使隆昌寺重新振興的,是三昧律師。

三昧律師師承明晚期著名律宗大師古心,深得乃師器重。崇禎戊寅(1638年),在南京大報恩寺開戒結束的三昧律師乘船回揚州石塔寺,因江上風急浪大,暫避于寶華山附近的龍潭。其間上寶華山隨喜,看到隆昌寺的頹廢景象,不勝嘆息。寶華山的僧人也飽受寺院衰敗之苦,在妙峰一系傳人楚璽和尚帶領下,到南京請求批準,公請三昧律師主持寶華山。三昧應允,于次年率眾入山,“至則鼎新殿宇,改建山門,大開千華之社,四方瓶缽如渴驥奔泉,日食萬指,名動寰區。”[89]三昧律師入主寶華后6年,崇禎皇帝自縊,明朝滅亡。南明朝廷建立后,弘光帝封三昧為“國師”,此時已進入清代紀年。三昧律師在明末開創的寶華律宗,在以后的三百年間大放異彩,寶華山成為“律宗第一名山”。

隆昌寺的創建和寶華律宗的興起,重振了寶華山作為佛教名山的地位,奠定了此后三百年寶華律宗的基礎,也鞏固了句容千百年來南道北佛的基本格局。

 

結束語

自漢代建縣以來,句容歷代多為戶口、賦稅大縣。有人說:“自漢唐以來,雖屬置不一,然自會昌間升為望縣,至于今,民物富庶,畿甸稱焉。”[90]另有人說:“夫句邑為南畿東南首邑,地當孔道,政劇民疲。”[91]還有人說:“句容疲邑也,地迫京輔,而郵傳星羅,兩臺牙綰。土風瘠惡,民多棄桑梓,游食四方。”[92]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社會經濟發展,當然會得到官府的格外注意,賦稅徭役的加重自然也就隨之而來。在傳統的農業生產條件下,豐年尚足以養家糊口,兇年則可至于家破人亡。朱元璋認祖歸宗使句容成為“帝之祖鄉”,并在其后不斷被強化。加之一定程度的城市建設和社會發展,句容得到封疆督撫的青睞,應天巡撫、應天督學先后駐止于茲。“豐鎬首邑”轉身而為“留都首善”。有封疆大吏的坐鎮,句容城防建設得到加強,城市面貌相應改善,各種設施如倉場、驛站、道路的建設等隨之而來,使句容成為真正的“通衢”之地。毫無疑問,建縣一千多年的發展使句容在明代達到了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巔峰,同時也奠定了此后數百年的牢固基礎。雖則今日,我們仍然認為明代句容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是一座巨大寶庫,有待充分挖掘。



1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明皇陵碑》,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14頁。

2徐禎卿:《剪勝紀聞》,南昌鄒元弼刊:《紀錄匯編》卷之一百三十。

3句容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朱氏世德之碑》,蘇州大學出版社,第415頁。

4朱國禎:《湧幢小品》卷六“朱巷”。

5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弘治句容縣志·御制嘉瓜贊》,蘇州大學出版社2108年版,第131頁。

[6] 《天潢玉牒》,王云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紀錄匯編》(卷之十二),中華民國26年商務印書館影印,第1頁。

[7] 詳參王?。骸冻绫臼琛?,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51頁。

[8] 宋儀望:《修建都察院碑》,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17頁。

[9] 朱國楨:《涌幢小品》卷之六。

[10] 張廷玉等:《明史·太祖一》,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頁。

[11] 吳晗著,蘇雙碧校訂:《朱元璋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頁。

[12] 白壽彝總主編,王毓銓主編:《中國通史(第九卷)》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1頁。

[13] 孟森撰,商傳導讀:《明史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115頁。

[14] 朱國禎:《湧幢小品》卷六“朱巷”。

[15] 詳參葛萬宏,王曉:《祖籍句容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政協句容市委員會編:《句容歷史人物》,2015年版。

[16] 王恕撰,王?書:《巡撫南直隸都察院題名碑》,張紹棠纂修,李洪文點校:《光緒續纂句容縣志》,遼海出版社2018年版,第551頁。

[17] 李春芳:《新建華陽書院碑記》,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20頁。

[18] 宋儀望:《奉敕移鎮句容修建都察院碑記》,道光重刻《華陽館文集》卷六。

[19] 以上有關建造都察院所引,除注明外,皆出自宋儀望:《修建都察院碑》,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17-419頁。

[20] 《乾隆句容縣志》載《新建督學察院記》云:“萬歷乙未,豫章懷云陳公提督南畿學校…”日本內閣文庫藏順治《江寧府志·宦績》載:“陳子貞,字懷云,江西南昌人。萬歷十六年進士。令溧水,以實心為政,愛民如子,待士若師,勸善簡訟。講學課文,不矜清儉,不尚虛文。邑祠祀之。行取御史,旋督學江南,最有聲。”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十五年刻本《乾隆句容縣志·督學題名記》云:“公名子貞,庚辰進士。”《光緒續纂句容縣志大事記》載:“(萬歷)二十二年(引者按:當為二十三年),提學御史陳子貞移考棚于句容,立學院題名碑。”

[21] 焦竑:《督學題名記》,《故宮博物院藏稀見地方志叢書·乾隆句容縣志》卷第十,故宮出版社2012年據乾隆十五年刻本影印,第46頁。

[22] 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33頁。

[23] 焦竑:《提學使者懷云陳公生祠記》,《焦氏淡園集》卷二十一。

[24] 王祚遠:《督學金公德政碑記》,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明皇陵碑》,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31頁。

[25] 焦竑:《督學題名記》,《乾隆句容縣志》卷第十,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19頁。

[26] 《乾隆句容縣志》載《新建督學察院記》云:“…乃謀之大京兆、桂林約齋張公…”,日本內閣文庫藏順治《江寧府志·歷官表中》載萬歷二十二至二十五年應天府尹為張孫繩,云:“張孫繩,廣西桂林縣人,由進士任。”

[27] 焦竑:《督學題名記》,《故宮博物院藏稀見地方志叢書·乾隆句容縣志》卷第十,故宮出版社2012年據乾隆十五年刻本影印,第46頁。

[28] 余孟麟:《新建督學察院記》,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明皇陵碑》,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19頁。

[29] 張廷玉等:《明史·選舉一》,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687-1688頁。

[30] 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3頁。

[31] 葉表:《新移夫子廟記》,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弘治句容縣志》,蘇州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05頁。

[32] 周敘:《儒學進士題名記》,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弘治句容縣志》,蘇州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13頁。

[33] 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20頁。

[34] 張岱:《夜航船·選舉部·官制》“六官”條云:“吏部曰天官,戶部曰地官,禮部曰春官,兵部曰夏官,刑部曰秋官,工部曰冬官。”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28頁。

[35] 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版《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句容縣志》卷一。

[36]  焦竑輯,徐象橒??骸?/span>玉堂叢語·賞譽》,曼山堂刻本,第1頁。

[37] 參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弘治句容縣志》,蘇州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41-142頁。

[38] 本段所引,除注明者外,皆出自《乾隆句容縣志》曹義小傳,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27頁。

[39] 張廷玉等:《明史·萬安(附彭華)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524頁。

[40] 詳見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湯鼐小傳,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23-325頁。

[41] 嘉靖以藩王即皇帝位,就繼承法統問題與朝臣產生爭議,史稱“大禮議”。

[42] 詳見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王小傳,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28-330頁。

[43] 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學宮》,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24頁。

[44] 過庭訓:《本朝京省人物考·南直應天府三》第十七頁,天啟二年刻本。

[45] 嘉慶十六年《新修江寧府志·科貢表二》(卷30),刻本,第45-46頁。

[46] 分別見天津圖書館藏萬歷刻本《興化縣新志》卷六《鄉賢》,卷三《坊表》。

[47] 張廷玉等:《明史·李春芳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5118頁。

[48] 四庫全書本《江南通志》卷122,丁未科李春芳榜,第54頁。

[49] 梁園棣修,鄭之僑、趙彥俞纂:《中國地方志集成·咸豐重修興化縣志》,江蘇古籍出版社據咸豐二年刻本影印,第173頁。

[50] 毛佩琦主編:《中國狀元大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頁。

[51] 宋長琨:《家庭背景與明代徽州雙籍進士的地位升遷》,中國人民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第73-76頁。

[52] 王錫爵:《太師李文定公傳》云:“…以正德庚午季冬之望舉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貽安堂集》,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306頁;許國:《明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石鹿李公暨配一品夫人徐氏墓志銘》云:“…以正德庚午季冬之望生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貽安堂集》,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310頁;王家屏:《明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石鹿李公暨配一品夫人徐氏狀》云:“公以正德庚午十二月十五日生”,《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貽安堂集》,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315頁。

[53] 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李春芳小傳,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31頁。

[54] 以上三條皆見許國,《明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石鹿李公暨配一品夫人徐氏墓志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貽安堂集》,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310頁。

[55] 張廷玉等:《明史·李春芳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5119頁。

[56] 張廷玉等:《明史·選舉三》,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716

[57] 許國《明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石鹿李公暨配一品夫人徐氏墓志銘》云:“萬歷甲申,公年七十有五…是年三月十九日,公薨訃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貽安堂集》,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313頁;王家屏《明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石鹿李公暨配一品夫人徐氏狀》云:“萬歷甲申三月十九日,致仕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石鹿李公卒于淮南里第…得壽七十有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貽安堂集》,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320頁。

[58] 王曉:《“代理首輔”孔貞運》,政協句容市委員會編:《句容歷史人物》,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59] 張廷玉等:《明史·孔貞運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6535頁。

[60] 張廷玉等:《明史·孔貞運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6535頁。

[61] 張廷玉等:《明史·孔貞運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6535頁。

[62] 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孔貞運傳》,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26頁。

[63] 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孔貞運傳》,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26頁。

[64] 張廷玉等:《明史·徐九思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213頁。

[65] 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徐侯茅山生祠記》,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24頁。

[66] 張廷玉等:《明史·徐九思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214頁。

[67] 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官制》,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43頁。

[68] 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徐侯茅山生祠記》,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24頁。

[69] 張廷玉等:《明史·徐九思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214頁。

[70] 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徐侯茅山生祠記》,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24頁。

[71] 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笪繼良傳,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34頁。

[72] 詳參:王池:《“白菜縣令”笪繼良》,政協句容市委員會:《句容歷史人物》,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73] 李春芳:《句容縣新筑城垣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貽安堂集》,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83頁。

[74] 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68

[75] 劉大彬編,江永年增補,王崗點校:《茅山志·皇明懿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頁。

[76] 王卡:《道教史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頁。

[77] 鄒迪光:《游茅山記》,《始青閣稿》卷十六。

[78] 馮元成:《游茅山記》,《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61-64)·馮元成選集》卷21。

[79] 立于寶華山隆昌寺的《清律師見月和尚塔銘》云:“明末甲申,昧和尚奉命開戒于大報恩寺,盛啟法筵,懺薦大行皇帝,賜紫衣、金帛、僧錄及諸門人,廣延護法。”碑文可參句容市文化旅游局編:《句容碑刻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8-122頁。

[80] 釋慈舟主編,徐巧道編校:《寶華山志合帙·卷之六》,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81] 釋慈舟主編,徐巧道編校:《寶華山志合帙·卷之六》普照大師小傳,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82] 此碑現存于寶華山隆昌寺,碑文見釋慈舟主編,徐巧道編校:《寶華山志合帙·卷之六》,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拓片及碑文釋讀可參句容市文化旅游局編:《句容碑刻錄·隆昌寺藏碑》,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4-107頁。

[83] 憨山大師著述,曹越主編:《憨山老人夢游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版,第555頁。

[84] 李維徵:《華山游記》,《寶華山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85] 張廷玉等:《明史·后妃二》,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536頁。

[86] 《敕建寶華山隆昌寺碑記》碑陰憨山德清題,釋慈舟主編,徐巧道編校:《寶華山志合帙·卷之六》,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87] 《敕建寶華山隆昌寺碑記》碑陰戒顯題,釋慈舟主編,徐巧道編校:《寶華山志合帙·卷之六》,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88] 《寶華山隆昌寺同住略禁》碑,藏于寶華山隆昌寺。碑文可參句容市文化旅游局編:《句容碑刻錄·隆昌寺藏碑》,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117頁。

[89] 釋慈舟主編,徐巧道編校:《寶華山志合帙·高僧》三昧律師小傳,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90] 胡儼:《重修戟門記》,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弘治句容縣志》,蘇州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11頁。

[91] 殷邁:《周侯生祠記》,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24頁。

[92] 茅一桂:《丁侯德政紀》,句容市史志辦公室編:《乾隆句容縣志》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27頁。

 

 

劉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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